历史学本身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历史学家所赋予的。人生本来也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你所赋予的。                                    ——何兆武

还记得去年朋友向我安利《南渡北归》，说这本书把民国时期的人物鲜活的串联起来，在一个个小故事中展现了民国时期的风貌。当时的我对此嗤之以鼻，自己不知为何从未接触过那段时期的书籍，连疯狂看言情小书的年纪都不曾接触过以民国时期为背景的。大概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烽火何止连三月，太苦太痛乃至于都不愿去触碰那段杂乱有悲怆的历史及那段期间的所有种种。

研究生毕业之后，也许是永久性的“放学”了，偶然间看到这本《上学记》便托小伙伴借了实体书过来，一读确实可以用“上头”一词来形容，简直欲罢不能，竟然用集中的一天半时间读完了，甚至意犹未尽，回头问那个朋友借《南渡北归》的纸质书了。虽然不是对《上学记》中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小故事、每一种观点都牢记于心，甚至过段时间可能只记得书名和简介了。曾经我对自己的这种读书状态甚是担忧，总有一种白读了的感觉，但在这本书中，我似乎找到了答案。何老说：“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至此，我也终究体会上了“无事乱翻书”所带来的身心上的畅快。在读自己的专业相关书籍时，即政治类、法律类书籍，时不时会碰上搞不明白的知识点，当然，在此并不是说，看书遇到问题想方设法把这个问题想明白、想透彻不好。而是说，不必苛求，像五柳先生一样、像何老一样“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便是很好的读书状态了。

何兆武老先生的这部口述以自己的“上学记”折射的却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从1921到1949，这内忧外患、战火连天的几十年，我们这一代人，也许能想象到但无法深刻体会到他们对日本的敌视，但我们无法想象到，那一批知识分子，“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早上上着课，警报拉起便要跑去郊外躲避日本的飞机轰炸，这不禁令人好奇，西南联大是有何等的磨砺，让这群知识分子“苦中作乐”？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读书，给他们带去内心的满足，开启无数次精神上的漫游；也许是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因而在身在战乱中，而心有所托；也许是因为他们相信个人的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更相信整个社会的前景是美好的，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也是何老，我相信也是那个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幸福”理解，即“幸福最重要的是=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人才是真正的幸福。”个人的幸福和整个社会的幸福是密切相关的。

《上学记》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折射的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状态，但同时又是个性化的一个人的“上学记”。其中，有对冯友兰之所见所感。我们看到的通常是百度百科中“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家”、“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政协委员”等荣誉称号，而何老口述中的冯友兰却大相径庭，还努力做到了口说有凭、查有实据。这大概也是何老所说的看人看物的视角缘由，“你之所见，不妨碍别人之所见；而别人之所见，也并不妨碍你之所见。”与此同时，这再一次让我认识到论人的全面性，没有人是完美的，而且人性是复杂的，“每个人都是高尚且龌龊、真诚且虚伪的，但都是真。”

书中，也有何老对科学客观标准的探讨，何老提到一种观点叫做“方便的假设”，即我们所有的科学观念都只是方便的假设，他是公理，没有证明。因为用这个最方便，所以这么假设。由此我们说科学的客观的标准，其实离不开主观。“客观标准总是我们思想里所肯定的标准，而不是实实在在摆在那里的什么东西。比如你戴上红眼镜，看什么都带点儿红颜色，要是戴个黑眼镜，就看什么都比较暗了。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戴眼镜，看到的东西是否就是客观的样子呢？也不见得。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有一副“眼镜”，就只能这么认识世界，至于别的物种是不是也认为如此，那就很难说了。比如一个蚂蚁，也许它就体会不到三维。把它放在篮球上跑，可能它对这个皮球的理解只是个平面，这就是它天生的“眼镜”。人也是这样，比如四维的空间我们就不会设想。”看到此处的我大受震撼，但仔细想想又确实如此。我们常说的“刻板印象”，不就是带着“眼镜”看人的结果吗？既然科学的客观标准尚且存疑，那绝对的真理呢？法律定义的“犯罪”、“正当防卫”呢？我想这大概也是真理仍需不断检验进步，刑罚需要从宽、自由裁量权存在的一点因素所在吧。

书中，也有何老自己对人生态度的见解。初读诗人济慈的墓志铭“Here lie one whose name was writ in water .”（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不知何解。温德说，西方有句谚语：“人生一世，不过是把名字写在沙上。”潮水一来，名字被冲没了，人生一世就是这样，正像中国古诗里说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可是济慈要把名字写在水上，这就更彻底了，不必待到海水来，一边写就一边消失了。何老听了以后非常感慨，觉得济慈对人生的领悟真是彻底，达到了如此的境界。我也正是看了这之后，惊叹于先人们对人生的理解——人生在世，所拥有的是时间，抓不住的亦是时间，这大概也是《死亡诗社》中大喊的“seize the day”的内涵了。

《上学记》中正是在一个人上学记折射整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的描写中，又夹着着这些何老个人对知识、对事物、对人、对人生的理解，让这本书同时处处透着个性化色彩，这些合在一起，成为“上学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你之为你、“何老为之何老”的一部分。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一边感叹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上学不易，却也能从烽火连天中成就那么多大师。陈寅恪、冯友兰、闻一多、陈景润、杨振宁、王浩……在透着一丝丝光亮的暗黑中，确是大师云集、群星璀璨，西南联大是怎样的大学之大，我还羡慕于他们“苦中作乐”，以书为友、以志同道合之人为友、以学为趣。我读到西南联大图书馆被炸，蒋梦麟校长坐在图书馆门前地上百般无奈的样子时，为图书馆中的书籍惋惜，为学生战火中求学识感到既震撼又心疼；当读到“教师们为躲避轰炸，很多都搬到乡下去住，没有别的交通工具，所以住得近的、远的都得走着来。只有周培源特殊，他买了一匹马，每天就骑着马来。”我又为这群知识分子破涕而笑。在知识的海洋中，在求学的路途中，再苦再累，精神上永远都是富足的。

我也反思当下，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生在白旗下，活在内忧外患中，却是如此求知若渴、博览群书；而我们这一代人，生在红旗下，长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似乎被形形色色的高科技产品迷了眼，很少拿起书本来瞧一瞧。我曾经潜意识认为，那个时代穷困潦倒，大多数人都读不起书，就算读书，科技设备都不完善，学习体制也不系统，师资力量更是欠缺，在天朝上国结束后积衰积弱的大背景下，能学成什么样呢？然而事实是，在那个时代涌现了多少翻译家、教育家、哲学家、数学金、气象学家。何老便是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这大概也是读书不求任何目的的体现了），爱西方的古典音乐、爱读诗、也会讨论哲学问题，读书涉猎范围极广，而当时大学专业课大多数都是英文教学为主，外语水平自不待言。而我们呢？明明身边有真么多的优秀资源唾手可得，我们却视而不见。自诩是研究生毕业，但肚中墨水几斤几两怕也是只有自己知道了。

“放学”已有两载之久，读《上学记》让我恍惚有种再回校园时光的错觉，趁着年轻，多看点书、多学点知识，让精神多一点富足。（马宏琴）